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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这延续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相关表述，并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中国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总指出：“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这充分肯定了企业家群体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为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决定》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继续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协同优势，集聚一切有益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也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这是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决定》特别强调，要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为更好履行上述战略使命，国有企业更应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第一，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是其精神“支柱”。习总深刻指出了国有企业之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意义：“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回溯历史，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国家发展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经济独立和，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也就没有中国当今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更要继续发挥好“顶梁柱”和“压舱石”作用，更加切实、高效地服务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168体育全站，特别是着力落实“三个集中”，即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第二，改革创新、敢于担当是其精神“内核”。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直面各类原创性技术和诸多“卡脖子”式创新难点、痛点的攻关问题，这些原始创新通常前期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失败风险高，一般市场主体往往望而却步。而国有企业自身资金雄厚、规模宏大、创新组织能力强，最适宜也最应当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担纲起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与业态转型的“排头兵”和“破风者”角色，同时进一步巩固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基于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链合理分工、价值链共建共享的良性互动格局。不过，正如总所指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改革创新的精神内核，还要进一步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以营造大胆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和体制机制为重点，逐步将自身建设成为能够面对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这是未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主攻方向。

　　第三，遵规守纪、清正廉洁是其精神“底线”。国有企业领导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不仅要以身作则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更要切实担负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任，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此，要选派一批上忠诚可靠，能力素质过硬的干部，充实国有企业领导队伍，为党和人民经营好、看护好国有资产。同时，坚持以严的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抓好违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金融板块风险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靠企吃企、利益输送、设租寻租、关联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精准整治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新型隐性，持续巩固深化跨境、虚假贸易等专项整治成果，坚决斩断经济和利益交织的链条。

　　2023年7月，《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史中，民营企业家通过实际行动锻造“四千精神”，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与国有企业员相比，民营企业家生长环境迥乎不同，在精神特质上也有典型差异。一方面，创业创新、敢闯敢干是民营经济“四千精神”的活力源泉。一些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崭露头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民间投资的启动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成功经验激发了老百姓的创业热情，形成了老百姓自发创业的机制。民营经济进行自主创新具备如下三个优势：一是机制比较灵活，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抓住机遇；二是自身能承担投资风险，开发风险，敢于承担失败；三是民营企业能够以多种方式实行制度创新，既可以租用别人发明的技术，还可以采用参股的方式，合办企业来生产专利。

　　另一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回馈人民期待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战略使命，同样是民营经济“四千精神”的目标和归宿。从历史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民营企业的“五六七”特征高度概括了其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拉动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以及由“普遍贫穷”向“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迈进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富的现代化价值指向。从直观的经济数据测算看，地区民营化水平和基尼系数也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发展民营经济仍是当前阶段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总之，民营企业家的“四千精神”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内在统一的，未来还需通过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盈利性与公益性相促进。

　　但是应当看到，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还存在部分沉疴痼疾，对于民营企业家弘扬“四千精神”、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定阻碍。

　　第一，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很多领域，民营企业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上都还远无法与国有企业对等博弈，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税收优惠、权益保障等方面面临不公平待遇。例如，就市场准入问题而言，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起跑规则”并不完全一致，要在市场的赛道上抢到一块蛋糕并非易事，反而时常面临一种“看到政策，无法享受；看到空间，无法进入；看到机会，无法把握”的困境。再如，就税负问题而言，近几年总体税负水平呈下降趋势，但民营企业的税负却相对繁重，一些行业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支出甚至达到实体经济税前利润的一半，远超企业净利润之和。这说明要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优势互补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民营资本的发展弱势，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某些地方行政力量的强势。例如，不断抬高民营资本准入门槛，对其附加种种歧视性条件；行政力量干预企业竞争，左右资源分配，由政府意志主导代替市场公平竞争；有的地方凭借职权之便，使民营企业陷入无休止的司法纠纷之中，迫使其放弃权利主张。因此，须解决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破除不公平的环境，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对待民营企业，公平是最基本的底线。换言之，民营企业所需要的也许并非是可供一时享用的优惠套餐，而是一个长期的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包括与之匹配的政策、法治、市场与人文等环境。

　　《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市场能够解决的尽快交还给市场。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大包大揽的行为要停止，规则和制度的建立应该放到第一位。政府应做的并不是要如何“管理”民营企业，而是学会如何“巧管”和“少管”，把施加其身的“紧箍咒”松下来。简言之，不仅各类企业需要践行企业家精神，而且各级政府同样需要深入理解和弘扬企业家精神。

　　第三，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私人财产问题。“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学理论中，产权的界定和归属问题历来被视为资源配置和市场良性运行的先导条件。就中国发展现状看，民营企业家最担心的问题莫过于财富的安全，如何消除不安全感，切实保护其合法财产安全，是政府需要直面的问题，当然，产权保护除了财产权还应该包括人身权和人格权等。愈是成熟、完备的产权保护，愈能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激发市场主体的理性决策与长期投资，对于助推创新成果转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深远。因此，还须进一步推进民营经济产权保护的法治化和规范化，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科学的内外部管理机制、清朗的法治环境，维护民营企业家的正当权益。

　　企业家精神是具体的市场环境与制度架构的产物，不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发挥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不同时代和制度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也有显著差异。美国学者卡尔·施拉姆指出：“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西方学术界关于企业家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互动的典型研究，来自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观察，他将新的敬业、节俭等品格归结为企业兴起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余年间，企业家精神也从“草莽创业”时代的不循常规、大胆突破，转向了市场经济制度日趋完善背景下的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更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定位168体育最新。

　　总体而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企业家精神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有助于企业家的经济决策和预判，在企业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人力资源管理、对外投资等方面都已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对大数据的理解和掌控能力已成为企业家更好施展个人才能、促进企业转型革新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企业家自身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勇气和赤子情怀等个人因素，也在一定意义上引领和助推着大数据、新技术的发展方向，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产业需求。

　　然而，进入数字时代，并不意味着大数据能够取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施展。本质上而言，大数据对商业逻辑和经济运行的模拟及预测，高度依赖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所谓“均衡”，意即市场主体决策的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参数范围等均是已知的，故而模型和数据能够精准预测，照此经济逻辑继续运行下去，经济系统内将发生什么。然而，一旦均衡状态消失，或是各种前置条件模糊，大数据往往应对乏力。与之相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正在于打破“均衡”状态，这也是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凭借对科技前沿的自发感知能力、对产业转型的识别能力、摆脱传统产业束缚的变革能力以及改革企业架构以更好拥抱技术进步的调整能力，逐步探寻大数据和新技术应用所需的前置条件，为经济系统的新一轮“均衡”状态创造条件。

　　简言之，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和产业创新的活力源泉所在，具有颠覆旧秩序、重构新秩序的巨大潜在力量。应深入把握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制度条件、不同时代环境下的具体内涵，着力推进其与新业态、新经济的良性结合，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